如同《追风筝的人》中的阿米尔，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喀布尔开始写作，当时还是孩子。虽然我用来写作的语言已经变了——从法尔西文、法文，到如今的英文，但有个因素却是始终不变：我向来只为一个读者写作：我自己。某个特定的人物或者场景激起我的兴趣，我坐下来，强迫自己将其完成。《追风筝的人》正是这样写就的。我脑海中有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在感情和道德上不知何去何从，摇摆不定；另外一个单纯、忠诚，生性纯良正直。我知道这两个男孩的友谊前景暗淡，两人的决裂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巨大。内中缘由是促使我在2001年3月开始创作这本书的原因。我必须将其找出来，因为事到头来，于我而言，写作总是服务于我自己，是一种把故事告诉我自己的行动。
我从不曾想过还有别的人会真的阅读这本书。也不尽然。我知道我的妻子罗雅会看。我的父母、兄弟和姻亲也会。我想或许还能哄骗一两个表亲来看。在我脑海中，我会说出阿米尔的故事，然后书稿将会安放在储藏室的书架上，和我那些装满小故事和短篇小说的牛皮纸信封相伴。
我开始创作这本小说的六个月后，双子塔倒塌了。
不久之后，我的妻子建议——实际上是要求——我把手稿投出去。我完成了差不多三分之二，而我每写出一章，罗雅便读一章。我反对将这本书投给出版商。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否够好。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全美国没有人会听一个阿富汗人诉说，不过这个想法似乎错得更加厉害。你们一定理解的，当时那次袭击发生未久，伤口尚新，民愤高涨。现在阿富汗人备受歧视啦，我对罗雅说。就算我接受这个滑稽的假设，认为我的书有可能出版，人们干嘛要买它呢？那些在美国的土地上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惨案的人就在某人的祖国进行训练，人们干嘛要把钱放进他的口袋呢？再说，我还担心，当时把书稿投出去会有机会主义的嫌疑，好像我在利用一个悲剧——尽管我创作这本书早在阿富汗人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点之前。
罗雅不赞同。她认为这是我获得更多读者的机会。她信心十足，费了好大劲说服我。她觉得当时实际上是向世界讲一个阿富汗故事的良机。那些日子——很悲哀，直到如今——关于阿富汗人的文章多数围绕着塔利班、本拉登和反恐战争展开。到处是对阿富汗人的误解和偏见。你的书能让他们看到阿富汗人的另一面，罗雅说。我虽说犹豫，但不得不认可她的部分观点。《追风筝的人》很大部分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战争之前的时期，对很多西方读者来说，实际上是个盲点。甚至还有可观的篇幅谈到流亡美国的阿富汗人，而至少是在小说界，这些人很少被提起。罗雅最后的、也是产生作用的理由是这个：他们妖魔化，你可以人性化。
情况并非全然如此，我们两人都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见到多数美国人民不再妖魔化阿富汗人。他们的憎恶直接发泄向塔利班——而人们无法妖魔化那些已经是魔鬼的人。此外，她对这未完稿的前景的估计，我认为很善意，但过于乐观。尽管如此，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2002年6月，我把书稿寄到纽约，给一位可爱的女士，名字是伊莲·科斯特，是个文学经纪人。七月的一个炎热下午，她给我打电话，说的话跟几个月前罗雅说过的差不多。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她给《追风筝的人》找到家了。这本书于2003年6月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自出版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备受欢迎，你们能想象得到我有多么吃惊。别忘了，我写下它的时候，意识中的读者是我自己；所以，能收到印度、南非、特拉维夫、悉尼、伦敦、阿肯色的读者来信，表达他们对我的感情，我依然很吃惊。很多人想捐钱给阿富汗人。有些人甚至还告诉我，他们想收养阿富汗孤儿。在这些信中，我看到小说作品独有的联结人们的力量，我还看到了人类的体验有多么普遍：羞耻、负疚、后悔、爱情、友谊、宽宥和赎罪。
对我来说，这些读者来信是巨大的满足感的来源，也不断提醒我，我娶了一位贤妻，没有她，这本书可能还摆放在我的储藏室里。身为作家，当读者对这个故事、对里面的人物和他们的艰苦、对情节的纠缠转折有所触动，我感到激动。身为阿富汗人，当读者告诉我，阅读这本小说让他们对阿富汗人有了具体的认识，他们再也不把我的祖国看作仅仅是一片不幸、麻烦不断、灾难深重的土地，我深感光荣。
我希望你们也这样。
谢谢你们阅读这本书，愿你们的风筝飞得又远又高。
卡勒德·胡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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