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宾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捡起来，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们在开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经常说的“耍她一下”。“我干这行十五年了，从来没人这么做过。”她说。就是这样，爸爸结束了在收银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济金买食物。爸爸走出福利办公室时，好像大病初愈。1983年那个夏天，我20岁，高中毕业。那天在足球场上掷帽子的人中，要数我最老了。我记得球场上满是蓝色袍子，学生的家人、闪光的镜头，把爸爸淹没了。
我在二十码线附近找到他，双手插袋，相机在胸前晃荡。我们之间隔着一群人，一会儿把他挡住，一会儿他又出现。穿蓝色衣服的女生尖叫着，相互拥抱，哭泣；男生和他们的父亲拍掌庆贺。爸爸的胡子变灰了，鬓边的头发也减少了，还有，难道他在喀布尔更高？他穿着那身棕色西装——他只有这么一套，穿着它参加阿富汗人的婚礼和葬礼——系着那年他五十岁生日时我送的红色领带。
接着他看到我，挥挥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学校的钟楼为背景，替我拍了张照片。我朝他微笑着——在某种意义上，那日子与其说是我的，毋宁说是他的。他朝我走来，伸手揽住我的脖子，亲吻了我的额头。“我很骄傲，阿米尔。”他说。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闪亮，那样的眼光望着的是我，让我很高兴。
那晚，他带我到海沃德（Hayward，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近弗里蒙特。）的阿富汗餐厅，点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说，他的儿子秋天就要上大学了。毕业之前，我就上大学的事情跟他稍稍争论过，告诉他我想工作，补贴家用，存些钱，也许次年才上大学。但他恨铁不成钢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闭嘴。
晚饭后，爸爸带我去饭店对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线阴暗，墙壁上散发着我素来不喜欢的啤酒酸味。男人们头戴棒球帽，身穿无袖上衣，玩着撞球，绿色的桌子上烟雾升腾，袅袅绕着荧光灯。爸爸穿着棕色西装，我穿着打褶长裤和运动外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在吧台找到位子，坐在一个老人身边。
老人头上有个麦克罗啤酒的商标，发出蓝光，将他那张沧桑的脸照得病恹恹的。爸爸点了根香烟，给我们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兴了！”他自顾自地向每个人宣布，“今晚我带我的儿子来喝酒。来，请给我的朋友来一杯。”他的手拍在那个老人背上。老头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没有上排的牙齿。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强迫自己，还没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经干掉三杯了。他请那个老头一杯苏格兰烈酒，还请那四个打撞球的家伙一大罐百威。人们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后背。他们向他敬酒，有人给他点烟。爸爸松了松领带，给那个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币，指指电唱机。“告诉他，来几首他最拿手的。”他对我说。老人点点头，向爸爸敬礼。不久就响起乡村音乐，就像这样，爸爸开始宴会了。
酒到酣处，爸爸站起来，举起酒杯，将它摔在遍地锯屑的地板，高声喊叫。“操他妈的俄国佬！”酒吧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高声附和，爸爸又给每个人买啤酒。
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舍不得他走。喀布尔，白沙瓦，海沃德。爸爸还是爸爸，我想，微笑着。
我开着爸爸那辆土黄色的旧别克世纪轿车，驶回我们家。爸爸在路上睡着了，鼾声如气钻。我在他身上闻到烟草的味道，还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车的时候，他醒过来，嘶哑的嗓音说：“继续开，到街道那边去。”
“干吗，爸爸？”
“只管开过去，”他让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进外衣的口袋，掏给我一串钥匙，“那边。”他指着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轿车。那是一辆旧款的福特，又长又宽，车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认不出是什么颜色。“它得烤漆，我会让加油站的伙计换上新的避震器，但它还能开。”
我看着钥匙，惊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轿车。
“你上大学需要一辆车。”他说。
我捧起他的手，紧紧握住。泪水从我眼里涌出来，我庆幸阴影笼罩了我们的面庞。“谢谢你，爸爸。”
我们下车，坐进福特车。那是一辆“大都灵”。“海军蓝。”爸爸说。我绕着街区开，试试刹车、收音机、转向灯。我把它停在我们那栋楼的停车场，熄了引擎。“谢谢你，亲爱的爸爸。”我说。我意犹未尽，想告诉他，他慈祥的行为让我多么感动，我多么感激他过去和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会让他不好意思，“谢谢。”我只是重复了一次。
他微微一笑，靠在头枕上，他的前额几乎碰到顶篷。我们什么也没说，静静坐在黑暗中，听着引擎冷却的“嘀嘀”声，远处传来一阵警笛的鸣叫。然后爸爸将头转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听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对铁手掐住了。我把车窗摇下，等待那双铁手松开。
毕业典礼隔日，我告诉爸爸，秋天我就要去专科学校注册了。他正在喝冷却的红茶，嚼着豆蔻子，他自己用来治头痛的偏方。
“我想我会主修英文。”我说，内心忐忑，等着他的回答。
“英文？”
“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