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算主修什么呢？”
“我想当老师。”她说。
“真的吗？为什么？”
“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获得了英语培训证书，现在我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公共图书馆教书。我妈妈过去也是教师，她在喀布尔的高级中学教女生法尔西语和历史。”
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头戴猎帽，出价3块钱，想买一组5块钱的烛架，索拉雅卖给他。她把钱丢进脚下那个小小的糖果罐，羞涩地望着我。“我想给您讲个故事，”她说，“可是我有点难为情。”
“讲来听听。”
“它有点傻。”
“告诉我吧。”
她笑起来，“好吧，在喀布尔，我四年级的时候，我爸爸请了个打理家务的佣人，叫兹芭。她有个姐妹在伊朗的马夏德。因为兹芭不识字，每隔不久，她就会求我给她姐妹写信。每当她姐妹回信，我会念给兹芭听。有一天，我问她想不想读书识字。她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双眼放光，说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业之后，我们就坐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认字母。我记得有时候，我作业做到一半，抬起头，发现兹芭在厨房里，搅搅高压锅里面的牛肉，然后坐下，用铅笔做我前一天夜里给她布置的字母表作业。”
“不管怎样，不到一年，兹芭能读儿童书了。我们坐在院子里，她给我念达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过全对。她开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师’。”她又笑起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孩子气，但当兹芭第一次自己写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书，别的什么都不想做。我为她骄傲，觉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您说呢？”
“是的。”我说谎。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识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涩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学院，我妈妈总是暗示我选择医学院。但我想要成为教师。虽然在这里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妈妈也是教师。”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经“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我从后裤兜掏出一卷订好的纸张，“实现诺言。”我递给她一篇自己写的小故事。
“哦，你还记得。”她说，笑逐颜开，“谢谢你！”我没有时间体会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较正式的“您”称呼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突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跟塔赫里将军面对面站着。
“亲爱的阿米尔，抱负远大的说故事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将军大人。”我嗫嚅着说。
他从我身旁走过，迈向货摊。“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说，拇指搭在他那间背心的上袋，另一只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纸卷给了他。
“他们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呢。很难相信吧，是吗？”他把那卷纸张丢进垃圾桶。转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叹了口气，挥挥手，“……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双眼，“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么回事？”爸爸说，接过一个老妇人买木马的钱。
“没事。”我说。我坐在一台旧电视机上。不过还是告诉他了。
“唉，阿米尔。”他叹气。
结果，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
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
开始只是有点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可是咳嗽还是没好。他会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里。我不停地求他去检查，但他会挥手叫我走开。他讨厌大夫和医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医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疟疾。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撞见他正把一口带血丝的痰咳到马桶里面去。
“你这样多久了？”我说。
“晚饭吃什么？”他说。
“我要带你去看大夫。”
虽说爸爸已经是加油站的经理，那老板没有给他提供医疗保险，而爸爸满不在乎，没有坚持。于是我带他去圣荷塞的县立医院。有个面带菜色、双眼浮肿的大夫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第二年的驻院医师。“他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但比我病得还重。”爸爸咕哝说。那驻院医师让我们下楼去做胸部X光扫描。护士喊我们进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填一张表。
“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